“好，”杨育先画他的胳膊，“我们的手牵在一起。”

“不止，不止，”薛仁来劲了，“脚也要，脚缠着你。头，我的头要靠着你，身体不能远。身体能不能画得把你罩住？”

他的诉求真是刁钻，她笑出声。

“你是套在我外面的塑料膜啊？”

“能那样就好了，”他一脸正经，“我保护你，你沾不到灰。”

“哈哈哈。”

她的画工不如他，马马虎虎画得能有五分像。

画上的小人朴实地站在一块，身后没有任何风景。

只是两个人在一起，手拉着手。

像一种人造的永不分离。

这，便是杨育给薛仁的交代了。

他们的画代替她留在他身边，她又一次离开地下实验室。

即使周末还能再见，分离依旧难捱。

薛仁一路送她，送到禁止再往前的区域。

他们黏黏糊糊，难舍难分。

出了冯家，杨育没再回头，坐上送她离开的车。

雾溪村正逢大雾天。

远方白茫一片，前路不可分辨。

她想起，在薛仁造过的梦里，大雪天的景象。天空也是这样。

梦里的雾溪村常年下雪，地面上，未融化的旧雪，又被新雪覆盖。那片毛绒绒的雪白，白得像菌丝，一层叠着一层，最表面看上去，永远干净崭新，纯洁得仿佛无事发生。却也是这份洁白，叫人再也分不清，最底层埋着的是什么。

八岁的杨育很清楚，她想要吃饱穿暖，想要妈妈不再被爸爸打，想要活下去。

十六岁的杨育依然饥饿。

渺小的身躯尖叫着要活下去，她膨胀出滔天的野心，远大的理想。她的胃口大到，恨不得把看到的一切都塞进自己的肚子里。

刚进高一时，杨育的水平和那些精英中的精英相差甚远。

她急着补齐缺的课，全力追赶。

每个周末，她都会去见薛仁。

她不再踏入地下实验室，他们总是在冯家的主宅见面。薛仁在那里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。

房间是新翻修的，沿着墙壁排开的书架后，藏着通往地下的阶梯。

当杨育唤醒机关，薛仁便会从实验室上来找她。

在见他的路上，在他到来前，她都在分秒必争地学习。听到脚步声靠近，杨育会提早收起所有笔记和课本，专心陪他。

哪怕课业繁重，哪怕第二天有大考，哪怕天气恶劣，杨育也会来见薛仁，雷打不动。

每周见面的好处是可量化的。

结束后，从冯家的大门出去前，她能收到钱。

具体的数字和交付方式，让这件事在各种意义上，变成了一份与西餐厅打工无异的零工。

杨育做着这份“工作”，换取生活费。她倾听薛仁的烦恼、他的想念与喜爱，她陪薛仁做手工，一起看电视玩游戏。在他的娱乐时间，她专业地担任一个能让他情绪放松的角色。

杨育自己，没有一刻是松懈的。

学校里，她的贫穷让她得不到尊重。

她被霸凌，被排挤。

随着成绩逐步上升，那些针对她的暴力，从热暴力变成冷暴力。

虽然她依然没有交到朋友，但至少，日子不再那么难熬。

杨育代表学校参加了很多比赛。每一次，她都做足准备，每一次，她都捧回了奖状。

她最擅长的是作文比赛。

揣摩出题者想要的答案，捏造一个足够动人的故事，再得出一个正确又扣题的结论。这些，全是她的强项。

市作文大赛中，杨育在激烈的竞争里脱颖而出，获得了一等奖。

她的获奖作文，题目是《我的朋友》。

众所周知，杨育没有朋友。

比赛当天，她的脑袋空空，不得不放弃模版，从情感层面挖掘自身。

那是她写过的所有作文里，真实情感含量最高的一篇。她写到了自己唯一的朋友“小雪”。

文章写得很好，却和所有人都没有共鸣。

语文老师让她在班里念那篇作文，她被同学们嘲笑了。从此，杨育再也没有在写作中夹带过任何自我。

雾溪高中，是残酷成人世界的缩影。

高一的下学期，杨育的成绩稳固了在全校前十。那些在暗处推搡她的手，出于“对有能力的人”的忌惮，慢慢收回。

造梦机里的小任，是薛仁的分身。

现实世界里，没有那样的同道人。

杨育一个人上课下课，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完成小组作业。

她不需要朋友。

她告诉自己，她不在乎别人如何对待她。

用所有的能量，杨育冷静地计算着，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，理想的专业，她还要再提高多少分数。

她以目标去丈量每一日要达成的进步，卯足了劲地读书。

高一结束前的暑假，杨育破天荒地收到了邀请，来自她的同班同学。

有个姓徐的没和她说过几句话的富家少女，邀请她去参加自己的生日宴。